反轉基因的實質：誤讀“*” 迷戀傳統農業

 轉基因是近年來引人矚目的公共話題之一，中間湧現出了多個(ge) 傳(chuan) 播事件，遠遠超越科學與(yu) 農(nong) 業(ye) 的範疇，討論之激烈、參與(yu) 者之廣泛、持續時間之長久都極為(wei) 罕見。盡管至今為(wei) 止，世界上所有主流科學機構都認為(wei) ，當前的科學評估、生物試劑實踐都顯示，轉基因作物與(yu) 常規作物一樣安全，卻仍不足以消除人們(men) 的疑慮。從(cong) 傳(chuan) 播學角度看，相關(guan) 的傳(chuan) 播受到了幹擾或誤解，輿論已經構建了非科學、非學術的表達框架，溝通失真導致了傳(chuan) 播障礙。

僅(jin) 用“新事物誕生必然遭遇接受障礙”這一規律，不足以解釋轉基因知識傳(chuan) 播中碰到的問題。對轉基因而言，科學術語的專(zhuan) 業(ye) 表達和公眾(zhong) 所需要的通俗表達構成了兩(liang) 個(ge) 話語體(ti) 係，不同話語體(ti) 係之間的信息流通通過語言這種“符號”來實現，“解碼/編碼”之間存在巨大偏差。

科學界和相關(guan) 政府部門往往從(cong) 科學知識的普及角度克服這些障礙。但實際上，轉基因科學傳(chuan) 播障礙的背後有著更為(wei) 隱蔽的反智社會(hui) 態度及對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迷戀心理，三個(ge) 因素都與(yu) 中國傳(chuan) 統直觀外推思維方式有關(guan) 。

本文在梳理了天人觀的曆史脈絡後，發現轉基因知識傳(chuan) 播所麵臨(lin) 的，實際是構造自然觀與(yu) 有機自然觀之間的衝(chong) 突。對有機自然觀的誤讀與(yu) 當前彌漫的反智主義(yi) 關(guan) 係密切，轉基因帶有“高科技”的突出特征，恰恰容易成為(wei) 反智主義(yi) 攻擊的對象。在有機自然觀和“反智”傳(chuan) 統的影響下，社會(hui) 上對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迷戀有著相當的市場。但質疑現代生物技術、希望重返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已經*沒有實現的可能性。在此情況下，轉基因技術要克服傳(chuan) 播障礙，必須重構環境，除了以經濟動力繼續推動傳(chuan) 播工作外，也要讓技術發展與(yu) 人們(men) 普遍接受的自然觀相結合。本文將分為(wei) 追求“*”的自然觀、反智的社會(hui) 態度及對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迷戀心理三段來進行論述。

“*”，有機自然觀的誤讀

“蟲子不吃人能吃嗎”，一個(ge) 簡單的反問句式正在瓦解一批科學家數十年的努力。盡管從(cong) 科學邏輯上看，這類言說*經不住推敲，但卻符合日常經驗，能夠調動公眾(zhong) 的直觀理解力，因而具有巨大的傳(chuan) 播威力。動用常識來進行直觀外推的簡單句式之所以泛濫，依靠的是言說背後不易察覺的文化意義(yi) 。

這個(ge) 矛盾句式隱藏的回答是“蟲子不吃人就不能吃”、“蟲子能吃人才能吃”。由蟲及人，暗含的邏輯是人與(yu) 蟲的同構。“蟲子”是世界萬(wan) 物的一類，和人一樣，是自然的組成部分，“蟲子”由此代表著“自然”。萬(wan) 物互相交感，人和代表自然的蟲子能分享相同的食物，自然才是和諧的。蟲子都不吃的轉基因水稻，代表著“自然”的抗拒，而轉基因水稻恰恰是科學家們(men) （人）的創造。轉基因的命運由此注定：它代表著人與(yu) 自然的衝(chong) 突，與(yu) 傳(chuan) 統的“*”有機自然觀格格不入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依賴於(yu) 傳(chuan) 統直觀外推思維方式的有機自然觀的影響隨處可見。天然有機食物的熱潮、吃哪補哪的食補法和各類荒誕不經的養(yang) 生術，無不是“五千年文明”之花結出的奇異果實。轉基因所創造的，恰恰是直觀外推方式所不能理解的範疇。在這種思維方式及自然觀裏，任何打上“人造”烙印的物品都會(hui) 受到審判。

轉基因生物（食物）需要的基因克隆和轉移，跨越了物種鴻溝，是*意義(yi) 的人造產(chan) 品，如此“非天然”，肯定是“生而有罪”。不僅(jin) 僅(jin) 隻有轉基因食品，通過化肥、農(nong) 藥、植物激素得到的農(nong) 產(chan) 品，或者是運用食品添加劑的食物，它們(men) 也值得懷疑，不過程度不一而已。隻有那些看起來更傳(chuan) 統、天然的食品才更接近自然，因此更安全更好。正如田鬆等所言，“人類與(yu) 水稻、麥子、玉米，都經過了漫長的適應過程，相互選擇，相互改造，共同演化。人是環境的一部分，所以傳(chuan) 統社會(hui) ，一個(ge) 人到達異鄉(xiang) ，常常會(hui) 感到水土不服——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食物都會(hui) 不適，更何況是的人造生物!”

在“人造/自然”兩(liang) 者之間，“自然”似乎成了當然的選項。這不隻是傳(chuan) 統的幽靈，值得重視的是，“*”有機自然觀正在變得時髦。人們(men) 重提誕生於(yu) 農(nong) 耕文明時代的自然觀，目的是根據現實的需要，希冀從(cong) 傳(chuan) 統中挖掘出有益於(yu) 解決(jue) 當前麵臨(lin) 問題的價(jia) 值。有學者認為(wei) ，“*”論已經達到了生態的高度，與(yu) 今天所提的人與(yu) 自然和諧統一類似。

這種更相信直觀經驗，普遍接受萬(wan) 物互相交感，追求“*”的有機自然觀是如何演化而成的？在對待當下複雜問題時，這種自然觀是否又能像提倡者所希望的那樣，帶來人與(yu) 自然的大和諧？

“天”與(yu) “人”的關(guan) 係是中國zui為(wei) 悠久的一個(ge) 哲學問題。直接將“天人關(guan) 係”理解為(wei) “人與(yu) 自然”的關(guan) 係，進而認為(wei) “*”是天人關(guan) 係的精髓，概括曆朝人與(yu) 自然有機統一的和諧關(guan) 係，這無疑是輕視了中國文化的複雜性。

首先是“天”的含義(yi) ，曆來就有多義(yi) 。說“天”大致等同於(yu) 如今統一完整的自然概念，不免牽強。《道德經?二十五章》有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此時的“天”和“自然”與(yu) 今天的自然概念都相差甚遠。

即使不糾纏於(yu) 概念，中國曆*對“天人關(guan) 係”的論述也是多樣的，有“*”、“天人相分”等多種觀點。儒、道等諸子百家之間對“天人關(guan) 係”的看法有顯著區別，在人的能動性上，儒家相對積極。老莊“與(yu) 天為(wei) 一”的“順天”說，荀子改造自然的“製天”說與(yu) 《易傳(chuan) 》的“天人調諧”說對後世都產(chan) 生了巨大影響。“*”觀，發源於(yu) 周代，夾揉了老莊與(yu) 《易傳(chuan) 》，中間出現了孟子“性天相通”觀點與(yu) 董仲舒的“人副天數”說，到宋代張載、二程時達到成熟。整體(ti) 來說，“*”自然觀發展的各個(ge) 階段，無不強調人性即天道，認為(wei) 自然規律和道德原則是一致的，無疑是過分強調人的內(nei) 聖外王的精神體(ti) 驗而忽視了人對環境的現實需要以及所受的限製。

把追求道德完善視為(wei) 人的zui終價(jia) 值判斷的倫(lun) 理中心主義(yi) 已成為(wei) 中華民族的集體(ti) 下意識，載其所支持的有機自然觀下，對轉基因這樣“非自然”的產(chan) 物，容易出現大量批評都集中在道德層麵的現象，“研發者賣國、追逐利益，產(chan) 品毒害國人”等陰謀論式的批評更能調動民眾(zhong) 集體(ti) 下意識，更具有煽動力。

在中國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生物試劑實踐上，占據主導地位的，是闡述天、地、人之間關(guan) 係的“三才”理論。傳(chuan) 統中國無疑是一個(ge) 向土裏討生活的農(nong) 業(ye) 文明社會(hui) ，其中發展起來的“天人觀”，與(yu) “三才理論”之間有著緊密。該理論是一種樸素的自然觀和宇宙模式，更通俗地表述為(wei) 天時、地利（或地宜）、人和（或人力）。“三才”中的天地人，zui接近於(yu) 現在所說的人與(yu) 自然的關(guan) 係。

自先秦以來，“三才”理論作為(wei) 一種分析框架廣泛應用到農(nong) 業(ye) 生物試劑的各個(ge) 領域。處於(yu) 人類之外的“他者”——天地，如何與(yu) 人相處，二者如何在對立中尋求統一，順應自然規律的同時，如何發揮人的能動性，這正是“三才”農(nong) 學思想試圖回答的問題。更為(wei) 基礎的“三才”理論強調人的能動性，強調“天地”的“他者”存在，進一步說明了“*”中，人與(yu) 自然和諧統一之不可得。

從(cong) 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實際結果看，如果“天人觀”中確實存在某種生態智慧的話，也隻是停留在理想之中。自漢以來，中國環境整體(ti) 持續惡化。餘(yu) 文濤等學者認為(wei) ，中國曆史環境變遷的總趨勢，自秦以降逐漸惡化。從(cong) 先秦起，其間經曆了良好-*次惡化-相對恢複-第二次惡化-嚴(yan) 重惡化等五個(ge) 階段，明清以後為(wei) 中國環境急劇惡化時期，盡管造成環境整體(ti) 趨惡化的因素複雜（zui主要原因應是人口增長——編者注），但從(cong) 結果上看，“*”顯然並未能調適人和自然的關(guan) 係。

由此可見，和對轉基因的爭(zheng) 議一樣，對“*”現實意義(yi) 的理解是有分歧的。可取的態度隻能按“照著講”的途徑——即要尊重它實際的曆史內(nei) 容，才不至於(yu) 陷入自說自話的怪圈。在如何調整人與(yu) 自然關(guan) 係的問題上，古人在漫長的曆史實踐中給出了異常豐(feng) 富的回答，“*”從(cong) 來就不是*答案。如果不反思並完成“*”有機自然觀的現代轉化，反而據此來反對轉基因技術進而否定所有現代技術，恐怕隻能是南柯一夢。

反智泛濫

“*”並不等於(yu) “天人和諧”，這種有意無意的誤讀有著深厚的社會(hui) 基礎，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當前彌漫的反智主義(yi) 。餘(yu) 英時說，“中國的政治傳(chuan) 統中一向彌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”。

中國的反智論由來已久，儒學的法家化加深了“尊君卑臣”的格局，知識分子在政治化的道德中打滾，個(ge) 人的命運和“才”（智性）都隻是工具。在20世紀狂風驟雨式的革命中，科學家等知識分子被工農(nong) 整體(ti) 拒絕。後經撥亂(luan) 反正雖稍有短暫春天，但又很快麵臨(lin) 消費主義(yi) 與(yu) 世俗主義(yi) 的狂飆突進，加上後現代主義(yi) 浪潮的高漲，科學的價(jia) 值被資本和權力消解，“反智主義(yi) ”也獲得了新的市場。

一般而言，“反智論”分為(wei) 兩(liang) 個(ge) 互相關(guan) 涉的部分：一是對智性（inlect）本身的憎恨和懷疑，一是對代表“智性”的知識分子（inlectuals）的輕鄙乃至敵視。

和有機自然觀一樣，反智與(yu) 中國人數千年來直觀外推的思維方式直接相關(guan) 。在常識和直觀理解力所能及的範圍，直觀外推的思想方法比較接近科學，有著很強的實用性。一旦超越直觀外推所能把握的領域，這種方式則很快滑入神秘境地，導致不可避免的反對智性和對知識分子的輕視。

作為(wei) 典型的科學前沿事物，轉基因技術及其產(chan) 品符合人們(men) 想象的“高科技”：技術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觀層麵展開，結果是快速改造和改變自然，所代表的新興(xing) 產(chan) 業(ye) 成為(wei) 未來經濟增長點的誘人前景，商業(ye) 化應用時間尚短。轉基因的研發發展如此迅速，理解接受它顯然不能依賴於(yu) 常識和直觀外推，需要相當的專(zhuan) 門知識，此時，智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受到直觀外推思維方式的影響，在轉基因的傳(chuan) 播過程中，對轉基因智性本身和從(cong) 事研發工作科學家（知識分子）的拒絕不可避免。一個(ge) 吊詭的局麵出現了：對於(yu) 微觀的生命科學、轉基因技術，公眾(zhong) 係統深入了解的意願寥落，又不願意相信研發者的專(zhuan) 業(ye) 意見，倒是願意傾(qing) 聽人文學者的非專(zhuan) 業(ye) 表達。轉基因是否安全，主流科學機構說的不算，謠言和謾罵更受歡迎。技術和產(chan) 品不斷被潑汙水，各類陰謀論層處不窮，研發者被視為(wei) “漢奸”和“賣國賊”。反智讓一切討論的基礎坍塌，剩下的隻有情緒化的表達，支持者發聲被圍毆，謾罵者則英雄般凱旋。

饒毅認為(wei) ：“對於(yu) 轉基因的zui高分貝批評來自少數反智人士，他們(men) 不僅(jin) 反對轉基因本身，而且反對一切科學技術帶來的進步。”（饒毅《轉基因：警惕“投機”和“反智”》）高分貝的聲音如果隻是自我言說，畢竟影響有限。更值得注意的是“反智”對媒體(ti) 的影響，隻有通過媒體(ti) ，分貝才能更進一步放大和擴散。華中農(nong) 業(ye) 大學生物科學傳(chuan) 媒中心對11家主要報紙媒體(ti) 19個(ge) 月內(nei) 轉基因議題報道進行了定性與(yu) 定量分析，發現媒體(ti) 報道淡化科學、理性的學術色彩，弱化甚至省略科學基礎的現象突出。在所選取的樣本中，非科學知識類的報道有117篇，占比高達60.31%，而具備完整科學知識闡述的報道隻有10.82%。

知識分子、科學家動輒得咎，民眾(zhong) 失去了對真理和自然界探索的好奇心。反智的後果不隻是影響了某一項科學技術的傳(chuan) 播：2010年發布的*八次公民科學素養(yang) 調查數據表明，全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(yang) 的比例為(wei) 3.27%，在與(yu) 2001年的歐盟15國、美日等國比較時發現，中國人對科學知識的了解排名倒數*。

一邊是追求各種“吃哪補哪”、師法自然養(yang) 生術熱情高漲，一邊是科學素養(yang) 的極其低下，高低之間的落差，正是反智土壤培育的結果，轉基因傳(chuan) 播的障礙背後，是所有科學問題傳(chuan) 播的迷局。

迷戀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

在“*”有機自然觀和“反智”傳(chuan) 統的影響下，社會(hui) 對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迷戀有著相當的市場，應用轉基因技術的現代農(nong) 業(ye) 變得不可接受。有學者提出，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是比工業(ye) 化農(nong) 業(ye) 綜合效益更高的生物試劑方式。田鬆等認為(wei) ：“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對工業(ye) 文明進行批判和反省，需要從(cong) 傳(chuan) 統中汲取滋養(yang) 。中國傳(chuan) 統農(nong) 學一直獨步世界，早在工業(ye) 文明起步之前，已經形成了係統的理論與(yu) 技術。”

從(cong) 農(nong) 業(ye) 的誕生、發展及現狀看，質疑現代生物技術、希望重返傳(chuan) 統農(nong) 學，籍此回歸自然無疑是矯枉過正。

農(nong) 業(ye) 從(cong) 誕生之時起，選育品種、馴化家畜，無不以自然為(wei) 對象，每一件事都是在改造自然。從(cong) 文明誕生起，“天然”已經不存在了。農(nong) 業(ye) 誕生是人類*次範圍內(nei) 進行基因改造。在距今13000年到3000年這一萬(wan) 年中，範圍內(nei) 至少有10個(ge) 地方，人們(men) 針對特定的品種開始有選擇的采集，再循小規模到大規模的翻耕，而後是灌溉和作物輪作，這其中包括中國人在8000年前左右進行的水稻選育和一係列耕作技術的總結。這些有意識的對植物基因的改造，使得人類文明看到了曙光，世界因此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。

中國是*的世界栽培植物zui主要的發源地之一，但自然饋贈給我們(men) 的仍然遠遠不夠。在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下，祖先們(men) 在馴化選育本地品種的同時，不得不從(cong) 外域引進新品種。比如小麥，從(cong) 西亞(ya) 傳(chuan) 入中國，曆經數千年的反複艱難的栽培試驗，zui終在北宋以後代替穀子，成為(wei) 北方人民的主糧。元代農(nong) 書(shu) 《農(nong) 桑輯要》提倡在黃河流域引進和推廣棉花、竺麻，明清時代又引進了玉米、土豆。正是像小麥、土豆、玉米這些“異鄉(xiang) 客”，它們(men) 看起來一點也不本土、也不天然，卻養(yang) 活了中國人，緩解了人地緊張關(guan) 係，推動了文明發展。

由於(yu) 人地關(guan) 係的緊張，中國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zui為(wei) 講究集約的土地利用、精耕細作和因地製宜，先民在改造利用各類低產(chan) 田、戰勝自然災害等方麵，有許多*的智慧創造，該方式本身意味著對自然的改變。至遲到《農(nong) 桑輯要》出現時，傳(chuan) 統農(nong) 學已經開始對唯風土論進行批判，該書(shu) 對人的能動性有著充分的論述，能夠改變農(nong) 業(ye) 生物的習(xi) 性，使之適應新的環境。“在某種意義(yi) 上講，精耕細作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，克服自然條件中的不利方麵，利用其有利方麵的一種巧妙的農(nong) 藝。”比如，黃河流域的先民們(men) 在抗旱保墒實踐中形成了耕-耙-澇-壓-鋤的耕作體(ti) 係，動植物良種選育技術包括動物有性雜交等手段的應用也很早。

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始終處於(yu) 動態發展之中，有一個(ge) 漸進累積的過程。那些醉心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觀點，實則是人為(wei) 割裂了農(nong) 業(ye) 發展的有機過程。一個(ge) 問題是，在經曆了數千年的發展後，回歸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究竟該回到哪一個(ge) 階段？以人文zui盛的江南為(wei) 例：江南隻到衣冠南渡後，到唐宋變為(wei) 天下糧倉(cang) ，在《禹貢》時代則是“厥土惟塗泥,厥田為(wei) 下下”的景象。該地區低窪易澇，先民經過長期摸索，建立了治水與(yu) 治田相結合的塘埔燈田係統，經濟麵貌得以*改觀。明清時代又出現堤塘生物試劑方式：低窪地挖池，堆土為(wei) 堤（或稱為(wei) “基”），池中養(yang) 魚，堤上植桑，桑葉飼蠶，蠶矢飼魚，池泥奎桑，循環利用，成為(wei) 生態農(nong) 業(ye) 的雛形。滿地塗泥、天下糧倉(cang) 、桑塘田立體(ti) 農(nong) 業(ye) ，這些漸進的過程都是傳(chuan) 統的有機部分，回到哪一階段才更符合熱衷天然的人們(men) 對田園詩的想象？

按鄭林等學者的觀點，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與(yu) 現代農(nong) 業(ye) 對應，主要是為(wei) 了反映農(nong) 業(ye) 發展的延續性、繼承性。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與(yu) 以生物技術為(wei) 代表的現代農(nong) 業(ye) 之間，兩(liang) 者是承繼發展而不是矛盾對立的關(guan) 係。農(nong) 業(ye) 技術的發展，有其自身演化規律。以育種技術為(wei) 例，傳(chuan) 統育種-雜交育種-生物技術育種，內(nei) 在發展邏輯有其自我發育的內(nei) 在機製和根據，又為(wei) 社會(hui) 需求推動。

從(cong) 現實狀況來看，中國古代科技，無論是理論還是實驗實踐，都有一種趨於(yu) 飽和的趨向，其中，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技術在社會(hui) 各項技術中的比重到明清時已降至很低的水平。在*次綠色革命前，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已經窮盡了可能。

1949年，中國人口5.4億(yi) ，到1987年，已經翻番達到了10.93億(yi) （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年鑒）。這期間，糧食畝(mu) 產(chan) 則從(cong) 68.62公斤增長了3.5倍，達到242.5公斤，人均占有糧食從(cong) 不足210公斤增長到370公斤，增長了約1.8倍（畝(mu) 產(chan) 數據來自中國種植業(ye) 信息網數據庫，人均糧食產(chan) 量則依據糧食總產(chan) 和人口數量計算所得）。如果不是60年代至70年代矮化育種和雜交的優(you) 勢利用，配合化學肥料、化學農(nong) 藥、灌溉技術、農(nong) 業(ye) 機械化等新技術的應用，災難將很難避免。本世紀上半葉將是中國曆*人口規模zui為(wei) 龐大的時期，人口總量將在2016年左右超過14億(yi) ，並且可能在2023—2047年期間一直保持在14.5億(yi) 的規模以上。如此龐大的人口，回歸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首先要麵對的問題，是如何讓這麽(me) 多人免於(yu) 饑餓。

人類麵臨(lin) 的難題不僅(jin) 僅(jin) 隻有數以十億(yi) 計的人口，還有工業(ye) 化導致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，這其中也包括*次綠色革命帶來的弊端：化肥和農(nong) 藥投入的回報率已趨逐年下降，土壤肥力衰退，土壤、地表水和地下水汙染的現象日益普遍等等。希望回歸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學者們(men) 因此而百般責難現代農(nong) 業(ye) 技術：你們(men) 所承諾的進步，讓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(jia) 。必須要明確的是，化肥、農(nong) 藥帶來的後果，轉基因可能對未來的影響，這些看起來超過人類預期的結果，其實並非*“無意識”，它們(men) 恰恰包含在人類的意願和選擇中。那些負麵的後果，很多是可以預見和可以避免的，隻是人們(men) 沒有選擇而已。很難說某一項技術是邪惡或者正義(yi) 的，技術被濫用或誤用，不過是人類在放大自身的弱點。人類是否已經喪(sang) 失了對技術本身的控製，這是一個(ge) 涉及技術自主性的根本問題。在對待轉基因技術上，也許我們(men) 該學習(xi) 溫納（LangdonWinner），他在寫(xie) 《自主技術》時曾對技術控製的前景悲觀，但後來，他仍然對技術的社會(hui) 控製持樂(le) 觀的態度。

要解決(jue) 人類當前麵臨(lin) 的生存難題，*寄希望於(yu) 從(cong) 傳(chuan) 統文化裏尋找資源，恐怕隻能是烏(wu) 托邦。技術產(chan) 生的問題還需要依靠技術來解決(jue) ，對於(yu) 農(nong) 業(ye) 領域來說，在窮盡了傳(chuan) 統技術手段後，轉基因等現代生物技術的產(chan) 生，目的是解決(jue) 日益尖銳的環境汙染、資源匱乏等問題。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選擇，是技術自身的內(nei) 在需要。

結論與(yu) 討論

無論願意不願意，轉基因討論已經超越了實驗室或者是特定的產(chan) 業(ye) 邊界，成為(wei) 了當前公共領域的一個(ge) 部分。對“*”有機自然觀的誤讀，彌漫的反智氛圍，對傳(chuan) 統農(nong) 業(ye) 的迷戀，這些頗值得玩味的文化因素，深刻影響著該公共話題意義(yi) 的生物試劑與(yu) 傳(chuan) 播。

梳理有機自然觀的發展脈絡及對轉基因傳(chuan) 播的影響時，必須要看到的是，現代科學體(ti) 係的誕生，得益於(yu) 構造性自然觀和受控實驗的出現。所謂構造性自然觀，是指基於(yu) 假設和公理之上，運用邏輯導出推斷，由此構建一個(ge) 自洽有序的科學理論體(ti) 係。構造性自然觀具有可預見性和可證偽(wei) 性，指導設計實驗，又反過來接受實驗結果的檢驗。而在今天，有機自然觀和構造性自然觀的衝(chong) 突，不僅(jin) 導致了轉基因研發及傳(chuan) 播麵臨(lin) 諸多困難，而且正阻礙著中國產(chan) 生新的科學創造。

不過，從(cong) 科學史來看，也許不必要太在意轉基因當前麵臨(lin) 的傳(chuan) 播障礙問題。到17世紀後半葉，西方科學革命理論準備已經基本完成，但直到18世紀，蒸汽機等技術革命才出現，之間一個(ge) 世紀左右的時間差，正是近代社會(hui) 結構和開放性技術體(ti) 係之間不斷調適的過程。在這約一百年時間裏，西方完成了資本主義(yi) 經濟結構的準備，以及確立了將科學視為(wei) 普遍概念的構造自然觀。溫納在埃呂爾“技術係統”的基礎上提出了“技術命令”，“技術是一係列的結構，技術的運行要求重新構建自己的環境。”由此得到的啟示是，轉基因技術要在國內(nei) 被普遍接受，必須依賴兩(liang) 個(ge) 條件，一是強大的社會(hui) 經濟結構即有強大的經濟動力，一是該技術與(yu) 國人普遍的自然觀相結合。

在文化這堵厚牆麵前，重構轉基因所麵臨(lin) 輿論環境的希望在於(yu) 新的媒介和交流形式不斷出現。zui終影響討論進程的，除了科學的進步外，還在於(yu) 無形手的推動以及那些沉默的大多數的選擇。